我的原生家庭中，每个人都有一种底色
家庭或者出身，可以说是一个生命最开始的底色。
当我们回顾往事的时候，总是不由自主地给那段故事一个色彩，这个时候，颜色是私人的，它不再是由光的物理性质决定，它有了生命感，变得有质地。
我是一个冷色调的人，崇尚复杂性，所以不会觉得自己这种分裂式的生活有什么不妥，反而会更加自在，独处时的冷色调不会让我觉得冷清，彼此相处时被中和的感觉也让自己可以透口气。
其实，颜色有多少种，没有人说的清。因为有了生命的烙印，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底色复杂的物种。
黑色
黑色，其实不算一种颜色，在光照射不到的地方，犹如堕进万丈深渊，黑漆漆、冰凉凉，吞噬一切。
前几天，爸爸给姐姐买了一口锅，也是后来看到姐姐的朋友圈才知道。铁锅，美的牌，高端货，大好几百，用起来滑溜溜的，一点不粘锅。姐姐说，35年来除了小学二年级爸爸给她买过一辆自行车，就是如今的这口锅了。
隔着屏幕，我仿佛都能看到那只发着光的锅，他是绝对舍不得买给妈妈的。
姐姐带着孩子离开了原来的家，从一瓢一碗开始添置，有了锅，家里生起了火，有了烟火气，日子才算过起来。
我是羡慕又嫉妒的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收到了爸爸送给我的礼物，哪怕是一只苹果，一个梨子。甚至在我年幼的记忆里，一次微笑都没有，因为他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。
爸爸今年63岁，从我记事起，他的脸色就一直是暗暗的红紫色，还有那被手术刀剜过似的法令纹。他眉眼清晰，小时候找我来玩的小朋友经常被他瞪起的牛眼吓跑。这张脸，似乎只有两种夸张的表情，一种是被蜿蜒的皱纹堆起来，几乎看不到藏在双眼皮下的笑颜，一种是半低着头，眼睛扫射过来时，巨大的瞳孔散发着寒光。
在他走进的房间里，笑声和说话声，会瞬间凝固，周身被冰冻，只剩下电视机在咆哮。
可最难过的却是，只有会看人脸色的小孩子才会学“乖”。
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傍晚，碗筷摆上了桌子，潮热的空气却还迟迟不肯散去，妈妈围着灶台准备着一大家子的晚饭，这时爸爸斜着身子进了家门，他拖了两步躺在沙发上开始大声地磨牙，我一把推开小狗小黄，像通电了一样赶紧溜进厨房，弟弟像小尾巴一样跟着我，两个人大气也不敢出地把饭菜摆好。
爸爸已酒过半巡，妈妈才把最后一个菜端上桌，只有妈妈一块坐下来，我们姐弟三人才渐渐不再嗫喏，开始没话找话地找乐子。弟弟在一旁把故意啃得不干净的骨头扔给小黄，才三个月大的小黄不时地发出奶声奶气的啧啧声，叼着骨头在饭桌底下乱转，谁知它最后竟靠着爸爸的鞋帮玩起骨头，吵闹的电视机声一下子呱啦呱啦在耳边像过火车一样响起，在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时，一声沉闷的“嘟嘟”声敲碎了大脑，小黄已经斜躺在饭桌边十多公分的距离，油亮的嘴角冒着白沫，后腿蹬了两下就不动了。
姐姐吧啦两口饭，摔下筷子，一大步迈过小黄离开了饭桌，我已经不记得那顿饭是如何结束，混杂着大颗大颗泪水的食物被郁结在喉咙里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和弟弟都像老鼠一样，夹着尾巴溜着墙根和门缝进出，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瞎逛，街口的一块大石头收留了我们，我们毫不遮挡地盯着正午的大太阳，直到眼前发黑，一块并肩躺下来，黏腻的皮肤相互挨着很不好受，但是发酸的眼睛能让我们很快入睡，能睡一会是一会，我们知道，黑夜一到，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天明。
到刚上小学的时候，我们姐弟三人就和爸妈分房睡了，爸妈睡在最东头的客厅，一张大床既是他们睡觉的地方，也让家里来人的时候不会座位拥挤。
我们几间卧室是穿堂而过的，平日里都是门窗大开，从最西间的厨房直通爸妈的卧室。除了房门连通，还有靠近窗一侧的墙上都靠着暖气片，一片片的通过一根穿墙而过的水管子连接。水管处的墙缝大剌剌地开着，就像长着倒刺一样让人难以忍受。傍晚爸爸把电视机开得呱啦直响，只有这时我们才敢关上房门，钻进作业本里，听着知了声，盼着天不要黑下来，或者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，电灯不要灭。
终于躺下来，眼见着暖气管子透过来的灯光还没有熄灭，耳朵是不敢休息的，直愣愣地竖起顺着透亮的地方听父母房间的响动，这时电视机里的声音也不那么刺耳了，只要它还开着，我们就知道真正的黑夜还没有来，我们在这样的安静中扛着，一般也过不了多久就睡着了。
响动，就像地震的正中一样，从最东头传过来，我总是最先醒来的，打个激灵窜下床，叫醒姐姐和弟弟。小学五年级的姐姐总是第一个冲进爸妈的房间，她像最前线的敢死队战士一样用瘦小的胳膊拽着爸爸腿，声嘶力竭地吼着，弟弟躲在角落里哭个不停，而怯懦的我跟在姐姐后面，我不敢出声，姐姐被爸爸一巴掌呼噜倒地，我一下子成了冲锋，却在枪林弹雨中全身变得僵硬动弹不得，只知道哭，在模糊的视线中看着姐姐和爸妈的身躯一次次地扭打在一起。
爸爸累了以后便倒头睡在沙发上，床上的被褥一片狼藉，枕头被七零八散地丢到床脚和地下，姐姐眼神僵直地盯着斜趴在床上的妈妈，她乱作一团的头发在灯光下明晃晃的，我坐在冰凉的地上，用手搓了两下干皴的脸，竟然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，一天终于结束了，天也蒙蒙亮了。
绛红色
绛红色，就像烈火焚烧后的木炭，噼里啪啦抖着火星，是一种希望，也是一种殆尽。
妈妈在家排行老三，因为太姥爷那一辈生活细致，家里的成分被划为富农，听起来挺优渥，其实只是不会只能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细面而已。上面的哥哥姐姐成家后，姥姥又体弱，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在上学，于是妈妈就担起了一家子的重担，从记事起，就开始跟姥姥学着编席子，后来姥姥病重，妈妈也被拖成了老姑娘。
妈妈刚嫁给爸爸的时候，爸爸家里只有几间小土房，隔年姐姐就出生了。谁也不记得是什么原因，当年爷爷就把家给分了。大爷成家已久，让了一个独立的后院，爸爸和未出嫁的两个妹妹生活在一起。
妈妈好强，姐姐刚过百天，她就张罗爸爸一块翻盖房，爷爷自然是不同意的。我记事的时候，爷爷常嘟囔着“刚嫁过来，就把我老房给拆了”。那个时候，我家的砖瓦大房还引领了一波村里的盖房高潮呢。
爸爸家一直人丁单薄，妈妈在生了三个姑娘后，在三十四岁的时候，终于了了爷爷抱孙子的心愿，妈妈拉扯着一大家子，眼看着日子红红火火的让别人瞪红了眼。
谁曾想，小姑姑刚出嫁几年，就得了绝症去世了，爷爷整夜整夜坐在大炕上不睡觉，一下子像丢了魂似的，第二年就随小姑姑一块走了，本来给小姑姑看病就掏空了家底儿，妈妈还是让爸爸四处借钱，把爷爷风风光光地下葬，吹鼓手在院子里吹了两天两夜。
爸爸后来经常说，妈妈的眼睛是黄色的，在村里说这样的女人都是怪狠的角色，眼见如今妈妈的皱纹横生，日渐暗淡，我很难把她和那个年轻时候生龙活虎的女人联想在一起。
妈妈不喜欢出门，她腿脚不好，年轻时农忙不得休息，崴了的脚没有痊愈就留下来病根儿。不过即便脚踝没伤，她也是不大出门的。她常说：“那些人天天站大街聊天，东家长，西家短的，谁家的丑事都知道，就是没想到你刚一回家，还是那群人也一样在嚼你的舌根。”她宁愿在家看电视。
傍晚的时候，她偶尔骑自行车去遛弯，后座加上一个编筐，开春时拔点野菜包包子，或者直接和麦麸混在一起喂鸡。
我和姐姐每个月都会约好回娘家，只有那个礼拜天，妈妈才会烧两个好菜，清晨杀一只鸡，脫了毛，斩大块红烧，买最好的五花肉，切方墩，熬出猪油。爸爸常抱怨，只有我们回来才能解个馋。
爸爸妈妈吵吵闹闹这么多年，终于还是离了，倒不是因为早就感情破裂，而是家里惹上了点官司，出于保护家里的财产的缘故。
妈妈在我们的再三要求下，拿出了蓝色的离婚证，她抿着嘴叹了口气：“去的时候都没有结婚证，算事实婚姻，结婚证早就让你小姑给撕了，她老跟我过不去。”离婚证里面是父母新照的照片，妈妈坐在沙发上探身过来和我一块看，这应该是他们婚后唯一的一次合影。
他们吵了大半辈子，打了大半辈子，我觉得自己终于得偿所愿了。妈妈却说：“那天还是挺难受的，心里堵的，你爸还找了辆车一块去的，他是不肯坐公交车的。”
他们离婚时，我刚刚结婚不久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其实心里是没什么起伏变化的。不管是不是出于真心，还是在一个桌子上吃饭，而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们俩在我眼中，早已经不是一双人。而分别是，我的爸爸，和我的妈妈。
只是，有的时候妈妈还是会踟蹰、犹豫，“离了婚，你爸爸好像脾气好了点。”她像是在自己嘟囔，更像是向我们确认。
没有好，哪里有什么变化。爸爸还是会一言不合随手抄起东西向妈妈砸去。
我们姐弟三人分别接到租户人家的电话，一个小时后全部到家。弟弟个子高了，他在屋子里不时地说爸爸两句，姐姐拉着妈妈的手坐在院子的沙发上，和小时候一样懦弱的我，看到妈妈的泪痕，两条腿不听使唤地扑通跪在她面前，说不出话，只会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。
妈妈头上的伤换了三次的药才好，爸爸额头上也留下来疤。
我常常为他们的争吵以至大打出手而感到羞耻，也烦透了妈妈祥林嫂一样的抱怨。从前会选择沉默，成家之后，有了小家的烦闷，渐渐学会调侃她“反正婚都离了”，把她的话截到一半，因为不想再掉进这个情绪的无底洞。
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我才渐渐懂得妈妈，懂得她的哀伤和无动于衷，她与美好的如此决裂。她也曾有过少女的浪漫，在生活一次次的严刑拷打下，抽筋扒皮，却没有换来脱胎换骨，而是被屈辱一次次席卷全身，终于向生活低了头，选择了遗忘和放弃。
墨绿色
墨绿色，是松柏，不畏酷暑和寒冬，骨子里有坚毅，更有一种深沉的浪漫。
姐姐大我三岁，小时候就是村里口中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而我又贪玩又孤僻，虽然学习尚可，但在家里也不受宠，再加上异常地敏感，我处处感觉到在姐姐的阴影下长大。
到了初中的时候，我便会在日记本上写满大篇的心事，大多数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具体的故事情节，都是一些充斥着情绪化的文字。姐姐像妈妈的红小兵一样，警觉地发现了我的异样。突然有一天晚上，姐姐左手掐着腰，右手扬着我的日记本，嘴角还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，后面站着没有表情的妈妈。
熬到姐姐上了高中，我们终于不再同校，我有了独立的书房兼卧室，有一张不用分享的作业桌。如果说我迟到的叛逆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，那么，现在想来，我几乎想不起来姐姐有不乖的时候，她永远用不着妈妈操心，甚至有的时候，她成了妈妈的腰杆。
后来发生的那件事，还是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妈妈细数过去时，说到激动的时候，我才听说的。我还在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，因为放学后要经常带着弟弟，饿了就吃一碗酱油拌饭，吃饱了就去街上疯跑。
那是个炎热的夏日午后，正是知了叫得最欢的时候，姐姐和妈妈骑着自行车就出去了。原来妈妈又发现了爸爸一个情人的住所，就在两里地外的隔壁村。
妈妈说：“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哪来的劲儿，进了门几步就迈到那贱货的床上，我薅着她头发就扇，你姐姐在边上，脸都憋红了，两只手死死揪着那女的头发。”
现在每次说起来，我妈和我们姐妹俩都是一阵哄笑，就像是在笑别人家的事。一边笑，妈妈还在边上补充着遗漏的细节，“你姐姐也真是，小个儿，劲儿还挺大，蹬着车跟着我就去了。”我们笑得没有任何负面的情绪，只觉得滑稽又戏谑。
我在脑袋里不断回想那条通往隔壁村的路，沿途的树刚种上几年，树干还是细溜溜的，稀疏的树叶被烤得发蔫。将近四十度的高温下，老农们也都在家里歇响，路上乱跑都是顺脑门儿流汗的野小子们。
我们都听说过，班上的乖乖女都喜欢坐在最后一排的坏小子，我姐就是这样的典范。谈谈恋爱也就罢了，姐姐还嫁给了这样的姐夫。
故事没有小说中那样浪漫，坏小子浪子回头，和乖乖女牵手一生。现实生活中的坏小子终究逃不过本性，他出轨、酒驾，最后因为吸毒丢了公职。这些年来，他和姐姐分分合合，姐姐是个心肠很软的人，她心疼姐夫从小没有妈妈的疼爱，可是我的姐姐呀，你心疼他，谁心疼你呀？
他们离婚，又复婚，如今分居已经好几年，再离婚却难如登天。好聚好散会心存惦念，撕破脸皮往往带着同归于尽的恶毒。我们常说夫妻之间劝和不劝分，而从姐姐第一次被出轨时，我就是第一个站出来把她往外拉的人。尽管后来他们复婚，可从那时起，我就再没有和那个男人说过一句话。因为，只有我，看着姐姐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，一天天消瘦，开始吸烟，35岁的脸上刻上了深深的皱纹。
姐姐和妈妈一样，也喜欢草原，姐姐更喜欢那种起起伏伏的草甸，望不到尽头和蓝天连在一起。我们今年的七月一块去爬灵山，穿着雨衣的小外甥女露出开怀的笑脸，被雨水淋湿的头帘贴在脸额，她围着我们的腿脚左窜右串。我经常很惊诧于小外甥女异常活泼的性格，她像那一刻的drama queen，有的时候又变成一个非常细心贴心的小蜜糖，她会在我光腿坐在长椅上时把自己的裙子主动盖在我的腿上，怕我受凉。
我不知道在那样家庭长大的她，为什么会被保护得如此之好，看不到一丝受过惊吓和压抑的痕迹，她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到爸爸了，她说不想爸爸，才六岁的她，似乎什么都明白。
在烟雨迷蒙的灵山之巅，云借雾生，雨借风力，泥土的芬芳在四周发酵，雨雾时而遮住双眼，时而又瞬间消散，一下子缠住了山腰。我们虽然被冻得瑟瑟发抖，却像飞鸟一样张开双臂拥抱这一切。
姐姐点上了一只烟，我看着她的侧脸，觉得美极了。
烟灰色
烟灰色，是孤独的代言人，他被手指轻轻弹落，几乎没有自重，却弥漫周身，无处不在。
我和弟弟相差四岁，当我满幼儿园的年纪，他才刚刚学会不太稳当的走路。从那时起，我的腿脚就像被栓了一个拖油瓶，不仅永远走不快，而且走到哪里响到哪里，我上幼儿园的第二天就因此辍学了。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白花花的日子是难熬的。弟弟太小，他紧紧地拉着我的右手小拇指，他不哭，也不常说话，我带他去哪里，他就跟到哪里。
幼儿园离我家很近，只隔着几户人家。我经常带弟弟去幼儿园后门外的沙堆玩。我们虽然不带玩具，可是总能从城堡中、防空洞下挖出几个宝贝。沙堆正好堆在墙外，我从远处搬过来两三块半大的砖头，靠着墙摞在一起，站在上面的高度正好能看到大半个幼儿园。铃声一响，不出一分钟，教室里就像发洪水一样蜂窝而出一堆小朋友。男生玩的游戏都很幼稚，就你一推我一下，我推你一下，推完就跑，抓到再推你一下。我喜欢看女孩跳皮筋儿，因为我个子矮，只喜欢玩技术流，偶尔看看那几个傻高个儿拔高也挺逗的，拔不好，落地重了整只脚都是木的。
铃声一响，小朋友们做鸟散状呼啦一下子跑回教室，接下来的40分钟就像上课一样，枯燥得让人难以忍受。
我八岁才上小学一年级，学校在隔壁的镇子上，离家两三公里，我每天要往返两次，就那样日复一日走了整整两年，一个人。
我没有上幼儿园，学龄前的知识都是姐姐在家门口的路上用小树枝比比划划教我的，大部分都是伴随着绕口令、打油诗之类的快速记忆办法学会的。靠着这点小聪明，我小学上得很轻松，没有到名列前茅的地步，但是随便考考也是五六名的名次。
班上的同学都是附近村子里幼儿园的同学，刚开始的时候，都抱团，我没上幼儿园，所以也没有朋友，内心深处虽然极度渴望朋友，但我从很小的年纪，就自学了一个本事，那就是隐藏自己的愿望和情绪，不轻易向别人坦露。大多数的时候，不是非说不可的情况下，我从不和别人说话，别人不和我做朋友，我就酷酷的不需要朋友。
放学的路上，当然也是一个人，别的小朋友要么是三五结伴同行，大部分都是有爷爷奶奶很早就在校门口等候了，我的同桌是爷爷来接的，每天都能闻上她爷爷摩托车后屁股突突突发出来的汽油味。
回家的路上，我经常会遇到一个拄着长长拐杖的中年盲人，那根拐杖竖着立起来得有两米的样子，浅驼色，看起来很光滑，我们不是每天都会相遇，我起初没太注意到他。
我走在路上总是低着头，踢石子比较多，也喜欢揪路边的毛毛草，兴致大的时候会边走边逮蚂蚱，逮住就串在毛毛草上回家喂鸡。心情不好的日子，就会数着揪到的毛毛草，一根、两根、三根，越数心里越委屈。
那个盲人的出现和消失，我似乎都没有察觉，只是忽然听到远处有节奏的“哒～哒哒”，他从来都是和我同路，也是奇怪。他从来不说话，也看不出任何面目表情，遇到调皮的小男孩骑着车拍一下他的肩膀就跑，他甚至连身体都没有任何变化，右手牵着长拐，“哒～哒哒，哒～哒哒，哒～哒哒”，永远是这个频率，仿佛工厂里的机器，绝不出岔子。
他的出现没有什么规律，也可能是因为我总是心不在焉从来没有在意，有时候他十天半个月也不出现一次，我还会猛地抬一下头找寻他的身影。
很久之后，我突然对他产生了兴趣，我远远听到他试探拐杖的声音，就故意放慢脚步，凑近处看他的样子，古铜色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，当我提出拉他一块走的时候，他的嘴角似乎挤出囔囔自语的声音。在那之后，我们一前一后经常同路，他从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，但是我有一种预感，他一定听得懂我说的话。后来，妈妈可能从别的地方听到了什么风吹草动，就再不让我和他靠近，我问原因，她也不说。
到了小学三年级，我终于申请上骑自行车了，听说我是学校史无前例最早通过申请的，我想可能是我全年无休，永远走在那条遥遥无期的路上，感动了老师吧。
我飞一样地骑车而过，依然一个人，似乎从我第一天骑车开始，那个盲人就像水滴滴入了沙漠一样凭空消失了。我呼啸而过，耳边经常还能听到“哒～哒哒，哒～哒哒，哒～哒哒”。
吴念真在他的书《这些人，那些事》的自序中写到：“有时候会想，生命里某些当时充满怨怼的曲折，在后来好像都成了一种能量和养分，因为若非这些曲折，好像就不会在人生的岔路上遇见别人可能求之亦不得见的人与事；而这些人、那些事在经过时间的筛滤之后几乎都只剩下笑与泪与感动和温暖，曾经的怨与恨与屈辱和不满仿佛都已云消雾散。”
经历造就今天的我们，我希望在烟消云散前留下一点记录。
■ 节选自作者的每日书，编辑龚晗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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